特发性震颤：治人哲理和治病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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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是人得的，因而病涉及病和人两个因素，一方面是人得病而不正常，另一方面是人不正常而得病，因而治病必须人病并治，但西医偏于治病，中医偏于治人。兹以治疗荨麻疹为例，荨麻疹的发病机制是过敏反应，就是抗体对抗原的反应过分敏感而产生的病理反映。抗体本应只对抗病原蛋白体，而不该对抗食物中的鱼虾，空气中的花粉之类的非病原蛋白体，但由于机体免疫功能失常，抗体对抗原的反应过于敏感，对于鱼虾花粉也当作病原体对抗。抗原与抗体对抗就会产生多巴胺、5-羟色胺、儿茶酚胺等致敏物质，导致风团、皮疹、搔痒等症状，这就是过敏反应。就好比警察本应只抓罪犯，不抓好人。但因警察胆小，对坏人的反应过于敏感，在夜间看见穿红衣服的就害怕，就认为是罪犯进行抓捕。抓捕罪犯，就会损伤街道、房屋和无辜百姓，也就相当于过敏反应。由此可见，在整个过敏反应中，抗体对抗原的敏感性增高是人的因素，产生的各种致敏物质和症状是病的因素，但抗体敏感性增高是发病的关键。就好比在警察误抓好人的事件中，警察胆小，反应敏感是人的因素，造成的人和物的损伤是病的因素，而警察胆小是发病的关键。因而治疗荨麻疹的关键在于治人，不在于治病，在于消除抗体的过分敏感，不在于清除致敏物质和消除过敏症状。只有治好了人，才算治好了病，只治好病，不治好人，就不算治好。只有抗体的反应不再敏感才算治好了荨麻疹，只清除掉过敏物质，消除掉过敏症状，就不算治好荨麻疹。只有教育好警察，让他不再因过分敏感而再抓好人，才算解决了误抓事件，只修好损伤的房屋、街道和人，不算解决了误抓事件。但西医治疗荨麻疹不是消除抗体的过分敏感，而是只清除多巴胺、5-羟色胺等致病物质，消除过敏症状，只修复街道房屋，不教育警察，认为只要把街道房屋修好了，问题就没事了。要想以后不犯，就要病人别再接触过敏原，别再吃鱼虾，别再接触花粉，修好了街道房屋，治好了受伤的人就没事了，要想今后不再误抓，就告诉百姓不要晚上穿红衣服出门。因为不消除警察的“怕死情结”，警察越来越胆小，越来越敏感，开始只抓穿红的，慢慢连穿黄的，穿绿的都抓了，开始只夜里抓，慢慢连白天也抓，搞得老百姓没法穿衣服，没法出门。不消除抗体的高敏反应，则抗体的敏感性越来越高，开始只是鱼虾过敏，慢慢连猪肉牛肉，大豆大米也过敏了，开始只对花粉过敏，慢慢连灰尘空气也过敏了，搞得病人没法吃饭，没法出门了。西医也并非不知道必须消除抗体的高敏反应，必须教育警察，所以西医也有所谓的“脱敏药”，“脱敏针”，试图脱离过敏，教育警察，可惜的是没有效。脱敏要是还没有效，就没办法了。要是没办法了就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没办法也好，但却还以权威的口吻蛮横地说就没办法！过敏就只能控制，警察就没法教育，就只能别接触过敏原，就只能别穿红衣服，还动不动就是科学，就是定论，谁要说能脱敏，能教育警察，不是去虚心学习，反倒还不相信，还要侮蔑人家不科学。中医治疗荨麻疹，不是着眼于致敏物质，而是着眼于机体风寒热毒，血热血瘀之失常，着眼于人，不着眼于病，不怪蛋白体致敏，只怪机体对蛋白体敏感，不怪人家穿红衣服，只怪自己怕穿红衣服，采用祛风散寒，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恢复了机体，自然也就根除了过敏，教育好了警察，就不会再出现误抓事件。

不仅治病有治病治人之分，解决任何问题都有治病治人之分，病是客体，人是主体，客体属物，主体属人，治病就是治客，治人就是治主。帮助穷人，掏钱就是治病，让他挣钱就是治人，清除自来水泛滥，扫水就是治病，关阀就是治人，扬汤就是治病，抽薪就是治人，杀蚊就是治病，换季就是治人，所以治病和治人不只是治病领域的问题，而是具有哲理意义的普遍问题，所以称为治病哲理和治人哲理。凡是着眼于客体来解决问题的，都属于治病哲理，凡着眼于主体解决问题的，都属于治人哲理。凡是强调物的因素的，都属于治病哲理，凡强调人的因素的，都属于治人哲理。

西方文化属于物性文化，所以治病哲理是西方人不可磨灭的文化观念，东方文化属于人性文化，所以治人哲理是中国人不可磨灭的文化观念。西方人看待任何问题，都是着眼于物的因素，东方人看待任何问题，都是着眼于人的因素。就拿战争来说，西方人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物，是兵力的多寡，武器的好坏。中国人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是军队的士气，战斗意志，人的主观能动性。《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经常说：“兵不在多，而在计谋耳！”官渡之战，袁绍的兵力虽是曹操的五倍，而且粮草装备都优于曹操，但曹操照样有信心战胜袁绍，因为袁绍物的因素虽远胜曹操，但曹操人的因素却远胜袁绍。

，叫做一切都是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但是直到现在人们还是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物而不是人。我看到一篇叫做《世界十大强国排名》的文章，其排名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中国第三，英法并列第四等。其排名的依据是海陆空军队各多少，，航空母舰多少艘，飞机多少架，战舰多少艘等，依据的完全都是物质因素，从来没有军队的战斗意志，协同作战能力，亮剑精神，“不无自我”观念等人性的指标。其原因一是物质因素有证据指标，人性因素没有证据指标，第二个原因恐怕就是物质决定论观念，人们普遍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兵力和武器装备，而不是人。

要按照物质决定论的观点，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既然战胜了，还能算弱吗？既然战败了，还能算强吗？若按现在排名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三，但在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时期排名，美国还是绝对的第一，但中国就不知道第几了，那为什么胜利的是中国，失败的是美国呢！失败的怎么是强呢？胜利的怎么是弱呢？既然弱国能够战胜强国，强国战不胜弱国，那么这样的排名还有意义吗？中国军队至今保持着常胜不败的记录，美国每次战争都败在中国之手，为什么常胜将军反而弱了，常败将军反而强了。假如一、两次战役弱者胜了强者，属于偶然，不足为据，一次战争的胜负就不会是偶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援朝援越，几次战争都取得胜利，则更非偶然，等美国要再出兵印度三国，再度发动战争时，毛主席一个《五·二○声明》就乖乖撤兵，俯首承认“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了，怎么还能说明我们弱，他们强呢。

清军败于英军，人们都归咎于英军的武器先进，船坚炮利，但据阎崇年老师在央视百家讲坛《清十二帝疑案》说：当时清朝的总体实力，比英军要强得多，清政府的失败原因，完全是由于道光帝先轻敌，后畏敌所致，不是物的因素所致，完全是由人的因素所致。我觉得清朝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新英国对老清朝，好象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打一个老弱年迈的老头子，就像金兀术战呼延灼，看过《说岳全传》的朋友都知道，假如在呼延灼年轻时，金兀术根本不是呼延呼的对手，但呼延灼已体弱年迈，就不是金兀术的对手了。假如英军在康熙乾隆时来犯，必定不是清军的对手，因在道光咸丰时期，清军就不是英军的对手了。二是清朝政府也是物质决定论者，被英军的坚船利炮所吓倒，，断乎不会败于西方列强。

那么为什么美军在西方世界里常胜不败呢？就是只有中国人，只有具有人性文化根基的中国人，，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的中国人，才能战胜物质上强大无比的美国，其他国家和满清都是物质决定论者，只承认物质的作用，不承认人的作用，自然要以物质的强弱来定胜负。但现代的中国人，不断丢弃东方的人性文化观念，崇拜西方的拜物主义，反倒认为东方的人性文化腐朽落后，，假如中国人的观念完全西化成物质决定论了，谁强谁弱，就另当别论了。

现代科学是以物理学为主体的客体科学，现代科学把一切研究对象都当作物来研究，即使研究人和大脑，都要把人和大脑当作客体物来研究，所以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就是治病哲理，东方科学是以易学为主体的主体科学，东方科学把一切研究对象都当作人来研究，即使研究客体物，也把客体物当作主体人来研究，所以东方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就是治人哲理。西医是现代科学体系内的科学，属于客体科学，所以也属于治病哲理，中医属于东方科学体系内的科学，属于主体科学，所以也属于治人哲理。

东西方科学的目的都是造福于人为类，消除人民的苦难，但西方的现代科学主要是从客体物方面来消除人的苦难，中国的东方科学主要是从主体人的方面来消除人的苦难。要帮助一个穷人脱离苦难，现代科学总是给穷人掏钱，用客体的钱物使他脱离贫穷，东方科学总是想法让穷人挣钱，通过改变主体的人使他脱离贫穷。因为物是靠外力来推动的，推之即动，不推则不动，要想维持物质运动，就必须不断推动，推动停止，则运动停止，只能永远维持，不能彻底根除。因为人是不靠外力而自动的，推之不一定动，不推不一定不动，动与不动，不决定于外力，只要动了，就不再需要外力再推，所以只有让主体人动了，才能不需要外力而根除。掏钱虽然容易，但改变的是客体物，只能靠人不断地掏钱来维持，只要停止掏钱，贫穷就会继续。挣钱虽然困难，但改变的是主体人，只要能挣，就不需要再帮助了，停止帮助也照样有钱。

中西医学的目的都是解除病人的病痛，但西医主要是从客体物方面来解除病人的病痛，中医总是从主体人的方面来解除病人的病痛。要治疗一个身体虚弱的病人，西医总是用掏钱的方法，给病人直接补充物质，用客体的物质来使病人消除虚弱，缺铁则补铁，缺钙则补钙，缺蛋白则补蛋白，缺血则输血，缺什么，就补充什么。中医总是用挣钱的方法，调节机体的功能，让机体主动吸收缺少的物质，缺铁并不补铁，而是让机体能正常地吸收铁，缺蛋白并不补充蛋白，而是调节机体，产生蛋白，缺什么并不是直接补充什么，而是调节机体，让它主动地产生什么。补充客体物质，虽然简单方便，但靠的是外力推动，只能靠不断地补充来维持，补充停止，就无法维持。调节机体功能，虽然麻烦复杂，但靠的是主体自动，只要动了，就可停止调节而自动维持。

外敌来犯，现代科学主张用先进的武器装备消灭敌人，外交为辅，东方科学主张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已乃厮杀。杀敌现代科学主张瞄准靶点，杀死敌人，东方科学主张改变环境，让敌人无力而战，或断其粮道，或围而不歼，困死敌人，或如姜子牙，六月降雪，冻死敌人，或如关云长，水淹七军，淹死敌人。瞄靶杀敌，虽然简单，但难以尽除，还要造成自己的伤亡，改变环境，虽然复杂，但可以完胜，还不会造成自己的伤亡。杀敌只杀可见者，逃跑者，藏匿者，都无法杀灭，困敌则无论鸡角旮旯，无所可逃，无所可匿，尽皆杀绝。

治疗外感病，西医重视细菌病毒，强调客体的作用，中医重视正气，强调主体的作用，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西医不怪人虚，都怪有细菌病毒，只要没有细菌病毒，就不会有病，只要有细菌病毒就会有病。中医不怪有细菌病毒，只怪人体虚弱，不怪细菌病毒产生，都怪人体适宜其生长。猪圈里细菌病毒很多，做阉猪手术，不需无菌操作，不需消毒，术后不需用药，感染者极少，手术室里细菌病毒极少，人做手术，严格消毒，严格无菌操作，术后抗生素药不断翻新，感染者不鲜，过不在细菌多少，在于人猪的身体差异。天气剧烈变化，感冒者少，不感冒者多，不在天气变化，而在人的抗病力强弱。故《灵枢·百病始生》云：“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两实相逢，众人肉坚。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

所以西医治外感病，犹如杀敌，都怪细菌病毒侵入，治疗必须以抗生素瞄准靶点，杀毒抗菌为主。中医治外感病，犹如困敌，不怪细菌病毒侵入，都怪身体寒热阴阳失调，利于细菌病毒生存，不怪生虱子，只怪身上脏，勤洗衣服勤洗澡，虱子自然不生。所以治疗不必直接杀灭细菌病毒，而是看身体为什么感染细菌病毒，身体寒则适宜寒邪生存，则用热药使身体变热，身体热则适宜热邪生存，则用寒药使身体变寒，身体湿气重，则适宜湿邪生存，则用燥药燥之，身体燥气重，则适宜燥邪生存，则以湿药润之，让邪气无法生存，不战而屈人之兵。杀菌虽然简单，但作用的是客体物，不能尽除，还会造成身体的损伤，产生副作用，改变内环境，虽然复杂，但作用的是主体人，能够根除，还不会造成身体损伤，产生副作用。

治疗肿瘤，西医针对的是肿瘤的瘤块，是客体物，治疗方法就是将瘤块切除，无法切除的就用放化疗药物杀灭，无法放化疗的就束手待毙。中医针对的是生瘤之人，草生于土，而不生于沙漠，瘤生于气血虚弱，气滞血瘀之人，而不生于气血旺盛，气血通畅之人，移草于沙漠，不杀而死，移瘤于功能正常之人，不消而除。肿瘤后期，体质虚极，西医则补充白蛋白、脂肪乳等，补之以客体物，机体的吸收能力抵不过肿瘤，反而帮助了肿瘤生长，犹如军队粮绝被困，空投粮米，我军争不过敌军，助我者少而助敌者多。中医不是直接用蛋白，脂肪乳补其物，而是健脾补肾补其人，犹如粮绝被困不投粮，而是派兵帮助抢夺敌人之粮，助我而损敌，即《孙子兵法》之“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

治病哲理是物理学的方法，物理之法是维持之法，只能维持，不能根除，因为物理学作用的是物，必须靠外力推动，推之则动，不推则不动，只能维持。治人哲理是生命学的方法，生命之法是根除之法，不需维持，能够根除，因为生命学作用的是主体人，动则自动，不需再推，所以不需维持。生理功能必须维持，吃饭排泄，一日不可缺少，纳差便秘，皆为疾病。病理必须根除，高血压只靠维持，不算治好，糖尿病只靠维持，非为痊愈。所以治病哲理是用维持生理的方法来治病，只有治人哲理，才是用根除病理的方法来治病。

然而，治病哲理属于客体科学，所以有证据，治人哲理属于主体科学，所以无证据，掏钱虽不能脱贫，但当场见钱，挣钱虽能脱贫，钱在何处？缺蛋白而补蛋白，虽是暂时维持，当场可以化验，调理机能生蛋白虽能根治，证据全无。杀虫剂杀蚊虽不能尽除，蚊虫当场可见杀死。冬天可使蚊虫绝迹，但无法见到冻死的蚊虫。上阵杀敌，虽然不能杀尽，但能知道是怎么杀死的，是砍头，是刺胸，清清楚楚，六月降雪虽然全歼敌军，谁也没看见如何杀死的敌人。抗菌杀毒，西医都能明确说出药物的作用机制，燥湿散寒，中医都无法拿出祛邪的证据。

治病哲理属于客体科学，所以符合逻辑，治人哲理属于主体科学，所以反逻辑。缺钱就要给钱，给钱就有钱，不给钱就没有钱，符合逻辑，缺钱不给钱，越给钱越没有钱，不给他钱，反而让他更有钱，反逻辑。漏水就扫水，扫掉水，就没有水，不扫水，就清除不掉水，符合逻辑。漏水不能扫水，越扫水，越有水，不扫水，关上水龙头才能没有水，反逻辑。

现代科学属于物理学，属于客体科学，以证据和逻辑为科学，以无证据与反逻辑为谬误，自然西医的治病哲理成了科学，中医的治人哲理成了谬误，其实不是中医谬误，而是现代科学还很幼稚，还只停留于物理学水平，还没达到生命学的水平。物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物，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物，说明现代科学还停留于研究简单事物的水平，还没达到研究复杂事物的水平。假如有人还以权威自居来就抵毁中医的科学性，那就是下士闻道之流了。《老子》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则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