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视频，观看本周视点：解毒“黑金”村
白说
中国有很多东西是以地理概念命名的，比如“兰州拉面”、“沙县小吃”，再比如“六安瓜片”、“安吉白茶”……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水土一方风物，我们早已习惯并欣然接受，但如果犯罪也有这样的地域性，并因此命名，你作何感想，是否还会欣然接受？但不幸的是，现实中，早已诞生出一个又一个这样带有地域特色的犯罪，比如严打电信诈骗的时候，人们发现，说东北话、冒充骗人的往往是河北丰宁人，而冒充你领导骗你的经常来自广东电白，大街上随处可见“重金求子”来骗人的又常常来自江西余干。当然，这种呈地域特色犯罪的不只局限于电信诈骗，还包括制毒贩毒。日前，广东陆丰警方再次针对328名制贩毒在逃嫌犯发布悬赏通缉令，其中65人来自曾被称作广东“制毒第一村”的博社村。为何是这个样子？《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关注：这些村庄怎么了？
电话一响，黄金万两
猜猜我是谁？我是你领导！对于这样的诈骗电话很多人都不陌生。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警方在排查中发现，绝大多数此类假冒熟人的电信诈骗竟都出自于广东茂名的电白区，而且尤其集中在麻岗和树仔两镇的七个村庄。
继今年3月的打击行动之后，本周三凌晨，茂名警方再次开展打击此类电信诈骗团伙的集中收网行动，24个窝点被捣毁，48名嫌疑人被抓获。在此前的十年里，打几个电话就能赚大钱的谋生方式在这两镇七村风靡一时。
据广东电白诈骗团伙某嫌疑人介绍，他们进行电信诈骗差不多已经十年了，其中，麻岗镇和树仔两个镇尤其突出。“做得好能赚很多钱，盖房子、买的车都比较好，听说的话上百万都有了。”
无需技术，投资小、回报大，电话一响，黄金万两，电信诈骗行业在电白当地年轻人当中迅速蔓延，高峰时期有上千部手机同时拨打诈骗电话。电白成为“假冒熟人和领导诈骗”犯罪的重灾区。
一部手机一天最多拨打300通，有网友戏称电白的电话网络繁忙程度堪比华尔街。
诈骗村、制毒村
地域性犯罪 地方性保护
诈骗村、黑金村、制毒村，这些犯罪类型也越来越呈现出地域性的特征。，包括电白在内的7个地域性职业电信诈骗犯罪重点地区被集中整治。
由于诈骗群体多分布在当地的村庄，因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诈骗村”、“黑金村”。
东北口音的“”对受害人进行恐吓诈骗。
如果你接到了东北口音的的恐吓电话，这电话多半来自河北丰宁；如果有人试图通过机票改签进行诈骗，他很可能来自海南儋州的南丰镇的7个村；，有5人都来自QQ诈骗猖獗的广西宾阳.
因为“利用PS进行敲诈勒索”的诈骗方式风行，湖南省双峰县被称为“PS诈骗之乡”，当地甚至成立了专项行动办公室......
在湖南双峰，春节等亲友团聚的时刻往往成为诈骗团伙扩军的时机。在当地农村，诈骗团伙一般只在亲朋好友间发展，而且往往以一个家庭的形式出现。湖南双峰诈骗团伙嫌疑人李某介绍了诈骗中的亲属分工：“我就是分工在网上搞图片，负责PS，我老婆就负责写信封打包，我姐夫也搞下图片PS ，我姐姐也在网上找图片。”半年时间里，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的家庭诈骗团伙就寄出了3000多封敲诈信，敲诈金额11万元。
在广东电白，冒充熟人进行诈骗的团伙则分工更加细致，而且已经形成了产业化的诈骗链条。
广东电白的诈骗团伙组织者负责公民个人信息，银行卡组、电话卡组负责准备好一张身份证、一张手机卡以及五张与手机号绑定的银行卡。有了这些准备，打电话组会到远离村子诸如山上、树林等地方进行诈骗。
诈骗得手后，还会有取款组负责提取诈骗款。最严重的时候，在电白区的麻岗镇，就可以买到全国各地的手机卡和银行卡，还有人专门贩卖写有姓名、职务、住址等信息的个人资料。
诈骗村如此，制毒村更甚。在2013年被围剿的广东汕尾陆丰的博社村，村支书带头制贩毒，强大的宗族势力演变成贩毒团伙，男性成员负责制贩毒，老弱妇孺则剪、剥康泰克胶囊的手工活。
为了对抗警方的查处，村民甚至了AK47、弓弩、等杀伤性武器。
：“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们抓了两次，出来的时候，还被西山那些制毒分子，鼓动他们的那些群众，出来把这两车给抢了。”
除了家族式运作，产业化经营，地方性保护也是这些犯罪集中村落的一大特征，、派出所都沦为博社村贩毒的保护伞。而在江西余干“重金求子”盛行的两个村落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村民骗到钱后同样钢叉、梭镖、防弹头盔、盾牌等装备，24小时派人巡逻，以对付警方的抓捕。如今，在警方的打击之下，一个个“黑金村”被清查，然而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些诈骗村、贩毒村的生意为何能越发兴旺，基层组织为何堕落成为犯罪团伙的保护伞，值得深思。
白说
其实不管哪一个村或哪一个县创造出一个与自己有关的品牌，都有一个相对漫长的发展过程，当然，这品牌有的好有的坏。景德镇逐渐成了“瓷都”，你想想要走过多少年的路程吧；再比如，“沙县小吃”，也是别人出去闯荡，慢慢做大了，当地政府就开始支持，越来越多的人就去往全国各地，终于把“沙县小吃”做成了品牌。这都是好的例子。那么，涉嫌诈骗的村庄又是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分工呢？这背后的密码和链条又是什么？或许这时我们该走进一个村庄，专注地去看一下。
一个诈骗村的沉沦
【电话录音】
男：喂，你好！
女：你好！
男：你是那个重金求子的吗？
女：对啊！
男：你先给我多少万，事成之后？
女：我过去你那的当天，我会先付给你80万订金，如果事成我怀孕成功后，我会再付你200万。
男：你啥时候有空？
女：那我明天过去好吗？
男： 好，明天我等你。
电话录音中的女人，就是监控录像中这个身穿红衣的女子，她的真实姓名叫童丽红。
童丽红在银行取的，正是她和丈夫用两个多月的时间，通过“重金求子”诈骗手段骗到的十几万元。
江西余干县石溪村，就是童丽红所在的村子。2010年以来，余干县有360人因为“重金求子”诈骗被抓，其中200多人就来自于石溪村和相邻的团林李家村，而去年年底，余干公开悬赏追捕的59人，这两个村被通缉的人数也占到了70%以上。
走进这个位于鄱阳湖边的普通渔村，最显眼的就是公示栏上密密麻麻的通缉令。
据一位村民介绍，村里面基本上都是诈骗的，基本上每家都有小车，村里面甚至还有自建的加油站。附近村民说，以前这两个村的村民多以打渔为生，其实属于余干县的贫困村。显然，从2003年兴起的“重金求子”，让这两个村子获利颇丰。
知情人涂某透露：“有很大一部分人很早之前已经诈骗上了路的，搞了好多钱，上了千万。重金求子十多年了，最早我们余干县发源地是石溪，后面团林跟着学，都是自己人带自己人，自己亲戚带自己亲戚，一般人他根本不会教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联飞分析称：“在农村人口向城市去迁移，去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的这种机制也好，机构也好，他们相对发展是比较滞后的，他就只能依赖于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解决。那么对农村的人来讲，他的社会关系网络，最典型的就是，一个是地缘关系，就是所谓老乡，一个是血缘关系，就是所谓亲戚。”
传帮带，这显然是与其它劳动致富的村子大致相同的传艺方式，但在余干县的两个小渔村里，得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卖电脑、，基本上卖的东西全部是用来作案的工具。知情人涂某说，有专人提供器材，帮着群发短信。而犯罪嫌疑人童丽红则说，给某人几百块钱，他就帮着把短信发出去了，随便发到哪里。
警方调查后发现，在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有50%的村民都参与到了诈骗链条的各个环节，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在这条黑色致富路上扮演着力所能及的角色。
提供魔音手机、身份证、银行卡、群发器，扮演律师，沟通情感，存取赃款，村里的人，角色不同，却都指向一个目的：诈骗。
面对分工明确的村庄诈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联飞说：“出现这种苗头，没有人出来制止。农村基层的主要负责人，往往是当地比较有势力的人，而如果当这种基层负责人，他自己参与到其中，那整个基层组织就彻底瘫痪掉了。”
强烈的致富欲望，失效的基层管理，易学有效的诈骗手段，随手可得的作案工具，再加上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一个小小的渔村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不断更新着诈骗手法，积累着规避政府管理的经验。而这样的疯狂背后，或许也是类似这样的村庄找不到其它出路的现实境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联飞继续分析道：“到城里面务工的80后、90后这一代人，受文化教育程度稍微高一点，同时他对生活的期望又跟原来的不一样。如果他在城市里面找不到很好的工作，他在城市里面生存都是一个问题，那回到乡村，他们很多人连种地都已经不会了，他也丧失了劳动技能。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办？在这个乡风民俗的控制约束松动的情况下，甚至是说缺位的情况下，他很容易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并且诈骗满足了他们快速致富、一夜暴富的心理。”
白说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句话用在一些村庄的重建上同样合适。就比如刚才我们了解的江西余干，风光秀美让人欢喜，可沾上了“诈骗村”的名号让当地人谈起来自己都直摇头。现在开始整治，很多类似的村庄与地区都面临着抓人、教育、警诫、做工作、贴宣传标语、承诺不再诈骗、不再犯罪等等等等，谁都知道，这还只是治表阶段，稍不注意，它就会死灰复燃，就会反弹，而接下去，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解毒“黑金”村
密密麻麻的房屋，街道上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这个村子看上去和粤东的村庄没什么不同。
但是只要走进村子密集的禁毒标语则显出它的特别，这里就是被称为广东“制毒第一村”，在制毒贩毒行业鼎鼎大名的博社村。
2013年12月29日凌晨，三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对这个村子进行了一场大清剿。这场被称为建国以来打击毒品用兵规模最大的一次扫毒行动，共缴获2925公斤、K粉260公斤、制毒原料23吨。广东省公安厅通报称，村内有两成以上家庭直接或参股从事制贩毒活动。
如今两年多过去了，警方依然对博社村采取高压管控。
。走在村里，除了随处可见的禁毒标语外，今年，博社村的主要路口还安装了43个高清探头，进行实时监控。
虽然村中再未发现制毒案件，但两年多来博社村的高压管控却一点都不敢放松。因为一旦放松，就可能有村民冒险。就在今年年初，博社村临近的两个村子又查获两个制毒窝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联飞分析称：“在这种高压情况下还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假如没有这个高压会是什么情况？只有高压可能不够，其实很多人他走上这条路，生计是很重要的一点。”
进入博社村的道路两侧，有两百多幢这样新建的四五层小楼。这些外表看起来极为豪华的小楼，见证了博社村的暴富过去。
2013年12月的大清剿行动之后，不仅前几年村民争风盖楼的景象不见，村里人也越来越少，年轻人又都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小孩。贫穷落后加上犯罪带来的环境恶化，让博社村增加村民经济来源成为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联飞说：“经济这种现实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他背后就始终存在着再次犯罪的风险。”到底应该如何整治这些村庄，成为打击之后的一个难题。这些被称为“制毒村”、“诈骗村”的地方往往偏僻、贫困，而对于犯罪，村民也往往归因于“贫穷”。
在对这样的村庄进行整治时，普遍采用的手段仍是：刷标语、挂横幅，签“不骗承诺书”等，而对于如何换种方式致富，并没有更好的办法。
陆丰市委书记郑佳说：“长期靠高压态势来打，也不是办法，所以我们还是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从解决就业这方面入手，来帮助转移一些劳动就业。”
要解决诈骗村难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方面有高额收入的诱惑，一方面骗术容易复制，诈骗得以死灰复燃。2009年，，，河北丰宁、湖南双峰、广东电白、海南儋州均再次“上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联飞继续分析称：“不是说有了运动式的打击行动问题就解决了，你要想病不复发你就要找到病根。”
“以骗不到钱为耻，对骗到钱的人很崇拜”，可以看出诈骗村村民价值观的扭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联飞 强调：“这种观念的形成，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要改变它也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行的。一个是教育，第二个要找出路。只有做到这两点，才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事。”
摘帽，是这些被冠以“制毒村”、“诈骗村”的地方最急于做的事情。博社就计划今年摘掉“毒帽”，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让这些村庄真正发生改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相关部门除了保持打击犯罪的高压态势外，还应当从治本上想想办法。
白说
打击地域性犯罪，也需经历“治标”、“治本”两个阶段，抓了人并严格监控只是开始，接下来，如何转变人们的思维也是关键。来钱快、其它地方也有人干，村子里熟人一起干，时间一长，认为这是犯罪的想法就淡了，只觉得这不过是一门生意而已。今后，怎么把这种“生意经”从村庄里头去除，从人们的脑海中去除，这是一个挑战，尤其还要斩草除根。但谈到治本，或许我们也明白，致富才是治本之道，但经历过“犯罪式”简单暴利的发展模式，接下来如何走正路去致富啊？如何去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模式是关键。这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一边严打不懈，另一边开动脑筋，让我们每年都去这样的村庄看看吧，希望它们真的好起来。
视频制作：徐新 李瑾 王志坚
微信策划：张大鹏
本周监制：张大鹏
封面设计：刘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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