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先生 | 书人

钟叔河先生

撰文/摄影/王淼

钟叔河先生是中国出版界的传奇人物，也是我非常景仰的书林前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钟先生执掌岳麓书社期间，曾先后主持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作品集》等各类大书，前者对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极具现实意义，后者则率先打破了出版界对于知堂作品避之惟恐不及的消极态度，对新时期多元话语的形成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惠泽书林，于斯为盛。2005年春天，我去长沙出差，在《书屋》杂志编辑的引领下，冒雨去“念楼钟宅”拜访了钟叔河先生。

钟叔河先生签赠本《学其短》

钟先生的“念楼钟宅”非常宽敞，钟先生本人亦十分健谈。我们的话题大致围绕着岳麓书社的出版旧事展开，诸如他被打成“右派”的个人经历，他与周作人结缘的前后经过，以及八十年代湖南出版界著名的“三人事件”（《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人》、《周作人作品集》）等等。钟先生初次读到周作人的文章，尚在他刚刚被打成右派的“倒霉运”期间，当时他并不知道周遐寿即是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只是在收到周作人的回信与赠书之后才恍然大悟，而这段难忘的书信往来，亦成就了一段珍贵的文坛佳话。但遗憾的是，这些书信大都毁于文革时期的抄家，只有其中的一封信因保留在毛选中充当书签，才被幸运地保存下来，成为这段文坛佳话的唯一见证。

钟叔河先生签赠本《小西门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湖南出版界的“三人事件”，其中有两件与钟先生有关，这两件事情，也授人以柄，成为钟先生受人攻讦的主要口实，并直接导致了钟先生的提前退休。《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之所以能够在湖南人民出版社顺利推出，首先得益于钟先生在冷摊上淘得的一本旧书；《周作人作品集》之所以能够在岳麓书社率先推出，则缘于钟先生多年的出版心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晚节不保乃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而周作人对于新文学的贡献之大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谓“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一般读书人莫不对知堂其文其人抱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感情，如何对待知堂身后留下的这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则成为出版界难以绕过的敏感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钟先生率先打破了出版界对于知堂作品避之惟恐不及的消极态度，并对周氏其人予以了“人归人，文归文”的客观评价，对周氏作品“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西和中日的文化历史作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予以了充分肯定。尽管《周作人作品集》并没有出全，但其出版本身已然成为一个时代争取出版自由的标志。

钟叔河先生主持出版的半套《周作人作品集》

《走向世界丛书》堪称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湘版书的扛鼎之作，关于这套书的出版初衷，时任总编辑的钟先生这样说道：“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关于这套书的选择标准，钟先生则为之划定了这样的范围：“选择不凭作者对西方的态度，甚至也不凭文笔的优劣高下，但必须是亲见亲闻、亲身感受，耳食之言和空泛之论一概不取。”根据钟先生回忆，编辑《走向世界丛书》其实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钟先生被打成右派的二十多年间，他既“无须遵功令作文、按模式思想，而尽可以在劳动余暇‘自由’地考虑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有时也能收集和整理一些材料。”让钟先生本人也并没有想到的是，1978年之后，他积二十多年之功收集的材料竟然全部派上了用场。《走向世界丛书》首先反映了钟先生独具的个人视角，是他发现了这些极易被人忽视的晚清著作独特的文献价值，他以这些著作所表现出的不同侧面与断面，勾勒出近、现代中国由闭关锁国到逐渐开放的全部过程。

钟叔河先生编辑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

从岳麓书社社长兼总编位置上退下来的钟先生，虽然失去了决定出版选题的权力，却可以从容写作自己的文字了。岳麓书社的《周作人作品集》已然半途而废，他又以惊人的毅力编辑出另一套收录更全的《周作人文类编》，这套书虽然未冠全集之名，却以打“擦边球”的形式打乱时间顺序，并以文章内容另起炉灶，已有全集之实。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这套书被出版社推迟出版达三年之久，当钟先生有意将《文类编》以全集的形式出版时，出版社却又以“纸型即将受损”为名匆匆推出，以至给这套并不完善的集子留下了颇多遗憾。好在这一遗憾终于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中得到了弥补，此书凡十五卷，九百多万字，多出《文类编》三分之一的内容。此书的顺利出版实现了钟先生一生最大的心愿，至于能否最终出版真正的《周作人全集》，钟先生明言已非己力所能为，只有交给后人去做了。

钟叔河先生部分著作书影

笔者与钟叔河先生在“念楼钟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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